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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佩尔:20世纪西方哲学范式转换的先行者
2017年06月13日 08:5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李红 字号

内容摘要:于是,阿佩尔将诠释学、语言哲学、知识人类学和社会理论结合起来,通过语言分析建构了以批判性和规范性为特征的先验语用学,使哲学的主题从理性批判转向了作为第一哲学的语言批判。先验语用学便是沟通诠释学和分析哲学的富有启发性的哲学范式,因为它一方面通过符号学使康德式的先验哲学与20世纪的哲学发展结合起来,另一方面通过赋予语用学以先验性而使语言哲学拓宽了研究视野,使先验语用学成为一种独具特色的哲学形态。与20世纪后半叶流行的怀疑论和相对主义的哲学姿态不同,阿佩尔坚持先验哲学和第一哲学的进路,遵循皮尔士以“实用主义”对康德哲学的改造,通过对论证前提的先验语用学反思,使一种新型的第一哲学成为可能。

关键词:语言;先验;阿佩尔;共同体;论证;交往;对话伦理学;哲学家;相对主义;形而上学

作者简介:

  卡尔-奥托·阿佩尔(Karl-Otto Apel)是当代德国哲学家,第二代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在语言哲学、伦理学等人文科学领域均有贡献。他一生致力于在欧洲大陆哲学和英美分析哲学传统间牵线搭桥,且融理性主义和实用主义为一体,建构后形而上学时代的“第一哲学”新范式。

  从意识探究转向语言探究

  自康德至胡塞尔,先验哲学的主要问题之一是探究知识的可能性条件,最重要的研究进路是探究先验意识的深渊。而阿佩尔则通过追问有效理解的可能性条件,深刻改造了笛卡尔以来在西方哲学中占主流的主体性意识哲学。他不再通过先于语言的范畴(如主体、意识、精神等),而是从语言出发追问“普遍有效的知识如何可能”的问题,从语言的维度为知识寻求规范性基础,其规范性原则奠基于参与批判性讨论的每一个人所构成的交往共同体。于是,阿佩尔将诠释学、语言哲学、知识人类学和社会理论结合起来,通过语言分析建构了以批判性和规范性为特征的先验语用学,使哲学的主题从理性批判转向了作为第一哲学的语言批判。阿佩尔强调语言的优先性,将其看作知识建制中的元建制。语言不仅是世界及其意义的先天且先验的前提,而且也是人自身与世界之间的诠释性中介的前提,由于语言成为了不可动摇的根基,哲学的领域也开始变为语言分析。

  在阿佩尔看来,语言的先验性是来自语言交往共同体的、能够保障知识有效性的先验性。我们可以基于生活形式经验性地描述和解释语言交往共同体,但其不可辩驳性只能通过践言冲突方法来辩护,于是语言共同体因其非经验性、非推理性而具有先验性,因其先验性而具有普遍性,因其理想性而具有反事实的特性,从而能够成为真正哲学意义上的基础。

  理性对话程序要符合固有规则

  对话伦理学是哈贝马斯和阿佩尔共同倡导的。它既是一种认知的、普遍的、形式的伦理学,也是超越了基础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后形而上学的伦理学。阿佩尔以先验语用学为对话伦理学提供了哲学的基础,阐明了通过交往合理性去规范道德原则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对话伦理学认为价值、人类权利和道德行为以语言和交往为基础,而不是以任何一种神圣的、自然的或先于语言而建构的秩序为基础。先验语用学为我们开启了通过反思寻求伦理学基础的思路。当我们参与一个严格的论证时,我们明确地接受的前提是:我们都是实际的交往共同体的成员,也都对世界具有一定的理解,都接受了不可回避的对话前提。因此,一种语言交往共同体被预设为不可置疑的、为普遍有效性提供保障的阿基米德点。人使用语言去认识世界、自己和他人,语言在对人自身、世界和他人这三者进行中介化的过程中包含了规范性要素。因此,关于伦理学基础的基本思想就是,理性对话的程序要符合固有的规则和规范,这种规范提供了道德的规则。所有规范都是同样有待被承认的有效性论断,而对话中的实际参与者具有承认的决定权。

  与康德的绝对命令式不同,对话伦理学原则提出了一种只有在实际的论证过程中才能进行的检验,所讨论的规范可以为所有参与者所接受。每个有效规范必须满足以下的条件:为了满足每一个人的旨趣,所有相关者都要接受普遍规则所带来的结果和边际效果。在这个意义上,这种伦理学并不能告诉具体的个人,在他们的社会环境中如何实现美好的生活,相反,对话伦理学是一种限制性的伦理学,它为不同的生活形式制定了形式的限定性条件。这种伦理学建立在形式—理性的原则之上,从哲学角度关注道德主体所负的责任,是一种以共同责任为旨趣的伦理学。

  沟通欧陆哲学和英美分析哲学

  阿佩尔是一位先驱式的思想家,他严格而一贯地关注欧陆哲学和英美哲学这两个被误解的哲学传统的交汇。先验语用学便是沟通诠释学和分析哲学的富有启发性的哲学范式,因为它一方面通过符号学使康德式的先验哲学与20世纪的哲学发展结合起来,另一方面通过赋予语用学以先验性而使语言哲学拓宽了研究视野,使先验语用学成为一种独具特色的哲学形态。

  与20世纪后半叶流行的怀疑论和相对主义的哲学姿态不同,阿佩尔坚持先验哲学和第一哲学的进路,遵循皮尔士以“实用主义”对康德哲学的改造,通过对论证前提的先验语用学反思,使一种新型的第一哲学成为可能。这种第一哲学的核心并不是要排除任何可错的假设,而是包含了可错假设的不可反驳的条件。先验语用学将语言作为人类经验和知识的必要条件,展示了合理性如何内在于语言当中,如何映射在与世界各个维度相关的有效的言语行为当中。披着语言外衣的纯粹理性是不存在的,理性本质上总是体现在交往行为的语境和生活世界的背景当中。

  为了避免传统主体中心论的基础主义以及语言决定论所带来的相对主义困境,阿佩尔力图在语言哲学框架内建构作为论证前提的哲学语用学,这既不是向传统基础主义的回归,也不是对相对主义的妥协,而是一种中介性的路径。在阿佩尔看来,论证话语中的语言游戏是根本性的和不可超越的,否则就会导向践言冲突式的自我驳斥,这种根本性的语言游戏是交往共同体取得一致的前提下产生的。因此,哲学论辩存在于哲学家们构成的“交往共同体”当中,显现在思想家们“论证性的话语”之中,哲学绝不是单个思想家对真理的孤立追求,哲学存在于哲学家们争论不休的交谈中。只有通过这样一种“哲学的转变“,哲学才能获得其适当的形式。哲学家共同体践行着哲学的本义,在这个意义上,真正的哲学仍可充当政治和科学话语的典范。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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