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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结合法治与德治 ——第二届法学与哲学的对话综述
2017年04月13日 15:2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王博 字号

内容摘要:纯粹意义上的法治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法律至上和法治主义法学家和哲学家展现了对法治与德治的不同态度、立场和视角。因此,首先应坚持法律至上,树立法律最高的信仰,把法治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根本途径,明确中国传统的德治只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一种辅助手段。虽然法学家们总体上更倾向于将法律与道德相对分离,维护法律的权威和法学的独立性,但也有法学家认为,法律绝对不是与道德无关的“合法”,相应内容在一般情况下也会被我们判断为合乎道德的,所以法律是有道德内容的。第二,德治和法治关系之所以成为现在中国的一个问题,关键在于中国文化是一种伦理性的文化,这决定了德治、法治的历史哲学基础。

关键词:法治;法律;道德;伦理;中国;市民社会;血缘;治理;哲学;法学家

作者简介:

  纯粹意义上的法治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有一个家国传统,和西方是两种不同的文明形态和社会结构;中国的治理从来都是情理法三位一体,血缘、伦理、政权三位一体。如果我们只看纯粹法律的传统,只会导致治理的失败。

 

  法治与德治关系是一个持久的话题,相关的研究可谓车载斗量。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几乎是法学研究的全部内容。法安天下,德润人心。把二者有机结合,不仅是学者们孜孜以求的学术理想,而且事关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成败。2017年3月25日,“德治与法治——第二届法学与哲学的对话”高层论坛在中国人民大学苏州校区举行。本次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和中国人民大学苏州校区共同主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近30位专家学者参加讨论。

  法律至上和法治主义

  法学家和哲学家展现了对法治与德治的不同态度、立场和视角。法学家多持法治主义立场,认为依法治国本身已经蕴含了道德性内涵;而哲学家多认为法治需要德治的补充和调节。有法学家提出,法治和德治不是同一个层次的概念,二者之间的关系不同于法律和道德的关系,这两种关系不是等比例的。此外,法治是开放的、多元的。法治的原则包括人权保障、有限政府、无罪推定等,它实际上体现了自由和自治精神,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文明进步的表现。因此,首先应坚持法律至上,树立法律最高的信仰,把法治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根本途径,明确中国传统的德治只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一种辅助手段。其次,要认识到民主是法治的基础,坚持人民立法,把人民利益变成法律,然后大家共同遵守法律。一句话,法治的真谛是保障个人自由。

  虽然法学家们总体上更倾向于将法律与道德相对分离,维护法律的权威和法学的独立性,但也有法学家认为,法律绝对不是与道德无关的“合法”,相应内容在一般情况下也会被我们判断为合乎道德的,所以法律是有道德内容的。凡是谈及道德就到法律之外找,这种做法非常危险。当然,法律的评价主要是指正当性评价以及有效无效的评价,这不同于道德上的善恶评价。在技术上,法律有权去调整社会关系。这里存在一个强行法的概念,凡是不违反强行法的、法律不禁止的即可行,这为人的行为保留了自由的空间。但道德事关良知,法律对于良知无法界定。法律针对行为的时候会跟道德产生交集,于是就引出第三个概念,即底线道德。总的来说,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可以这样来表述:第一,法律和道德不是一回事,二者分殊;第二,在具体国家治理上应以德治国、依法治国两者并重。法律道德应该互相支持、互相促进,两者互养协同。

  理性质疑与道德关切

  有的哲学家提出不同观点,认为没有道德内涵的法治是不可取的,最好能限定其内涵。哲学家主张现代法有前提条件,在黑格尔的法哲学当中,法的本质需要在特定的社会生活当中来实现。这牵涉到我们对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社会的实体性内容应如何加以理解和把握的问题。一方面要研究在历史上法如何深入到现实当中,另外一方面要把握现代社会生活的性质,否则关于法、关于道德、关于国家、关于一般观念形态的判断,恐怕都缺乏基础。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一般当作前提和出发点的,实际上是西方现代性展开过程当中的基本元素,即市民社会。后者的前提是原子式的个人。关于中国现实,一个最基本的判断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可能性在于它成为市民社会的不可能性。如果我们的出发点是原子式的个人,是市民社会,而这些东西在中国又根本没有形成,那么,我们在社会学、政治学、法学方面谈论的东西,就是子虚乌有的。市民社会与原子式个人产生的前提条件是血缘半血缘、伦理半伦理、宗法半宗法的社会的全面解体。黑格尔说,现代世界是基督教的世俗化,这也是马克思的看法。因此,如果我们在理论上把这样一个在中国还没有形成的前提条件——原子式的个人,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基本出发点肯定不行。所以我们必须去研究中国的社会现实,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谈论政治、法、道德、伦理,等等。

  哲学家当中分歧和共识也并存。有学者补充道:第一,纯粹意义上的法治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有一个家国传统,和西方是两种不同的文明形态和社会结构。国家是家国一体,家是血缘,国是政策和法律,家和国之间是社会。家是情,社会逻辑是理,国家是法。中国的治理从来都是情理法三位一体,血缘、伦理、政权三位一体。如果我们只看纯粹法律的传统,只会导致治理的失败。第二,德治和法治关系之所以成为现在中国的一个问题,关键在于中国文化是一种伦理性的文化,这决定了德治、法治的历史哲学基础。第三,我们不能陷入一种对市民社会的崇拜。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虽然是现代性展开的前提条件,但其本身是不合理的——市民社会不仅仅是原子式的社会,也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德治、法治讨论到最后,还要回归到一种伦理,德是一种伦理上的造诣,最终要把国家、家庭和社会当成伦理世界、伦理实体,而不仅仅是僵化的政策的对象。

  法治和德治关系的复杂性反映了法律和道德这两种社会治理手段或两种精神现象本身的复杂纠葛。无论法学家还是哲学家,均不主张单纯要法律就不要道德或相反,问题的焦点在于,从治国理政的意义上看,“依法”和“依德”在何种意义上是或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归根结底,现代法律受分析实证主义哲学影响颇深,法律的基本价值、基本概念和基本范式存在古今之异,来自哲学的反思性挑战,对于重新理解法学的预设前提意义重大,而法德关系的讨论也必将在上述意义上继续下去。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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