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各种呼声从未间断。近期，以秦亚青的国际政治关系理论、阎学通的道义现实主义和唐世平的国际政治进化理论为代表的学术探索，成为中国理论创新的突出成就。与上述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诸多路径不同的是，尚会鹏等人的“心理文化学”路径持文化差异论的理论创新逻辑，基于中西不同的基本人际状态和心理文化结构，认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具有不同于西方的理论体系。

　　心理文化学的理论创新

　　心理文化学是美籍华人人类学家许烺光（Francis L. K. Hsu, 1909—1999）教授创立的一种全新文化学说，其根本的逻辑分析起点在于对各种“大规模文明社会”进行心理文化比较。这种学说不同于政治心理学，一般来说，政治心理学对于国际关系中各种政治心理与决策的描述和解释力较强，较少参与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讨论，仅有少数例外是社会心理学的引入，比如冷战结束以来运用社会认同理论讨论国际关系冲突的本质。而心理文化学由于其基本着眼点在于解析不同文明社会的文化差异，包括不同文明社会基本人际状态的差异，跟费孝通关于中西社会结构差异的比较有异曲同工之处。

　　运用心理文化学来创新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其基本的逻辑前提在于，国际关系在某种意义上是人际关系在国家和国际层面的放大。所以，不同的人际关系状态也会体现出不同的对外关系模式以及国际关系理念和实践，比如，中国与美国表现出不同的对外关系模式和国际秩序观念。具体来说，可以从对外政策和行为以及国际秩序观等层面分析不同文明社会中的国际关系理念差异。

　　其一，从对外关系政策和行为来看，美国的基本人际状态是极致个人模式。这种极致个人模式的特点是强调独立和自由，个人趋于摆脱外界束缚，但是，这样就导致了处于该模式之下的个人和国家相对缺乏安全感。同时，极致个人的自我认知模式是对于自己的极度自信、甚至自恋，倾向于把自我感受当作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现实表现为美国强烈的民族使命感以及自我中心倾向，这也是美国对外政策史上孤立主义和国际主义矛盾的文化根源。由于极致个人模式过于强调自立和自由，人际关系状态十分注重利益，而忽视了情感的交换关系。这决定了美国对外政策中的现实主义利益传统，亦即强调国家利益始终是美国外交的基本起点，进而强大的物质实力成为极度不安全感的一种补充。因此美国十分注重实力的建设和运用，倾向于将外部世界看作是竞争性的，从美国对俄罗斯、中国等相关大国的外交定位就可以看出这一特点。

　　其二，从国家形式来看，中国古代的国家形式是“服国”。中国是一种伦人社会基本人际状态（human constant），即这是一种费孝通所说的差序格局形式，人们以关系远近决定亲疏程度、情感程度等。（相对于西方“个人”的基本人际状态，尚会鹏等学者提议用“伦人”来概括传统中国人的“基本人际状态”。按费孝通的“差序格局”，“伦人”的人际关系模式是一种由亲属关系出发一圈圈外推的同心圆结构。——编者注）中国古代的“国”是伦人基本人际状态在更大层面的一轮关系，因而“人”、“家”和“国”之间的界限并非十分清楚。继而，“国”与“家”具有伦理同构的特点，即“国”与“家”的特点类似，二者的伦理也是一脉相承。在古代社会，民众对统治者的冷漠以及统治者对民众生活的低度干预同时存在，于是，统治方式为“不同场合存在不同真理”，因而具有极大包容性。

　　其三，从基本的社会秩序出发，中国和西方具有不同的国际秩序观或世界秩序观。西方的国际秩序观是基于“单位平等原理”，而中国的伦人模式强调差序格局，即“不仅差序有别，而且差序有爱”。具体来说，伦人人际关系状态中不同的角色决定了不同的交往原则和情感程度，包括内与外、远与近、亲与疏、生与熟、长与幼等圈子，不同的行为基于不同角色，承担不同义务。所以，在天下体制中存在三种国际秩序文化：一是“亲人文化”，基于亲情法则、相互依赖和帮助；二是“熟人文化”，基于人情法则，强调“面子”、“义气”和“名分”，这些是国家行为的缘由，而非西方理性国家的利益；三是“生人文化”，基于公平法则，是中国人与陌生人相处和打交道时的基本状态。

　　综上，我们看到，从心理文化学的基本理论出发，可以对国际关系理论进行一种文化角度的重构，在此分析维度之下，中西呈现出不同的行为模式和秩序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