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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思想灵性 ——基于全球视野
2018年11月29日 07:2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李潇潇 字号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全球化;研究;批判

内容摘要: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若想站在时代的应有位置上,就必须用中国自己的方式来深层地表达那些现实中具有前沿性的问题,同时还要探寻并重获思想灵性,通过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为世界文明进步提供思想智慧。其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实际问题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成果既是种呼唤也是种检验,这些基本问题既是对时代精神的中国诉求,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该时刻关注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未来思路研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我们不免罗列一系列亟待解决的、极其繁琐的困境。凡此种种都与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初衷相违背,由现实倒回了思辨,由实践倒回了考据,虽然思想性研究是基础性研究,绝不可偏废,但狭隘的学术思路,则可能严重影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全球化;研究;批判

作者简介:

  马克思颠覆了以往哲学的思辨性质,以现实观重新确立了哲学思维的起点。从思想史与人类实践的演化过程来看,马克思为探寻人类未来的思想灵性依然闪烁。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若想站在时代的应有位置上,就必须用中国自己的方式来深层地表达那些现实中具有前沿性的问题,同时还要探寻并重获思想灵性,通过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为世界文明进步提供思想智慧。

  为了这个目标,就需要在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历程中,及时掌握我们这个时代的品质和定律,同时还要在文化的继承和相互交流中掌握当代学术的理论品质和源流考辨。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谈过,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之中,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正是社会转型与变革的集中反映。在这一进程中,形成了两个基本的事实,其完全奠定了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根基:其一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成果,这些成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脉相承的,同时又是与时俱进的,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在于回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其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实际问题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成果既是种呼唤也是种检验,这些基本问题既是对时代精神的中国诉求,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该时刻关注的问题。

  全球化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全球化”如何界定?一般认为,美国学者西奥多·莱维特是全球化概念的正式提出者。1983年,莱维特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了《市场的全球化》一文,用“全球化”一词来形容此前二十年间“商品、服务、资本和技术在世界性生产、消费和投资领域中的扩散”,由此也引发了“全球化”一词在学术界、新闻界的迅速扩散。在随后的全球化研究热潮中,这一新生词逐渐被赋予“古老”的意涵,全球化的时间跨度也被越拉越长。在罗兰·罗伯森的“五阶段”划分中,先于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萌芽始于15世纪之初的欧洲,在经历了开始、起飞、争霸之后,在1960年代进入到不确定阶段,并在1990年代初显示出危机趋势。而在《全球化大变革》中,赫尔德等人更是把全球化追溯至9000—11000年前的史前时期,1945年以来的当代全球化则是全球化的最新阶段。

  事实上,已经成为流行语的“全球化”始终是一个极具争议的概念,不仅在内涵、外延上存在诸多不同的界定,而且在对待全球化的态度上也有着显著的差异。因此,在何种意涵上理解“全球化”,直接关涉到对“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学术”之解读。如果在宽泛的意义上理解“全球化”,那么两汉时期佛教的传入即可看作中国学术(文化)与全球化第一次具有时代意义的遭遇,其结果是佛教由外来文化逐渐融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并成为一种极为重要的宗教文化力量。而近代的西学东渐,则可溯至明末清初耶稣会传教士对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触动,并随着西方的坚船利炮而开启了中国学术持续至今的现代转型。如果在这个意义上来谈论全球化之于中国学术的影响,这一命题表述为“现代化语境中的中国学术”似乎更为贴切。但如此一来,不仅研究的时间跨度被拉长,而且“全球化”之特定意涵也会被稀释,难以突显其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下及未来走向的影响。

  有鉴于此,笔者对“全球化”的理解首先指1980年代以来,由国际贸易和投资增长所推动的经济全球化,跨国公司、国际金融体系和国际经济组织的发展是其主要标志。在此意义上,考察中国学术之状况与走向便有着特定的意涵:一是在时间上,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始自1978年的改革开放可谓同步。实际上,若没有中国的改革开放,没有中国(尤其是经济)融入世界,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因此,如何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中国如何参与全球经济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一体两面的问题。必须强调的是,在经济维度之外,文化维度对于充分理解全球化与中国改革开放共时性可能更为重要和深刻。这从1980年代的“丛书热”中可见一斑:“文化:中国与世界”“走向未来”等引领当时人文社科思想风潮的丛书,关切的无不是历经“文革”的中国,以何种面貌、何种姿态走向世界、走向未来。再从推动力量及其意识形态看,资本无疑是这场全球化浪潮的主要推动力量,而美国总统里根、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所鼓吹的新自由主义则提供了意识形态的支持。有意思的是,拉美实践的失败重创了新自由主义的扩张势头,而面对2008年以来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对资本与资本家的批判不仅响彻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而且影响到许多国家的政策制定——但是,资本与新自由主义合力推动的“全球化”仍然势头不减。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学术无疑肩负着相当艰巨的使命:不仅要为改革开放之中国更有效地参与世界经济、全球治理提供智力支持,而且要为“特色社会主义”之中国参与资本主义主导下的世界经济与政治秩序提供合法性论证。

  当然,不主张泛化地理解全球化,并不等于封闭地理解全球化。发端于经济的全球化,正在经历深刻的变迁和塑形。其中,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通信技术的广泛运用和以全球变暖为典型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与经济全球化相关,但二者所开启的这种变革早已突破经济领域,进入政治、生态等多领域当中。不可否认,全球化所带来的问题已经扩展到社会政治经济结构乃至社会心理与精神世界的调整与重塑,在这方面,政治哲学所关注的全球正义问题正在覆盖整个领域,并凸显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正义问题与世界对话的主张。比如关于“伍德命题”的讨论:20世纪70—80年代英美马克思主义者关于“马克思与正义”那场大讨论中提出的著名命题——马克思并不认为资本主义是不正义的——不仅在英美学界引起激烈争论,而且对我国学者当下的研究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从伍德的相关论著出发,全面准确地把握此命题,并对其作出有说服力的回应,对于推进我国学者对马克思正义观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伍德是在1972年发表的论文《马克思对正义的批判》中提出“马克思并不认为资本主义是不正义的”这一命题的,并在1979年发表的论文《马克思论权利和正义:对胡萨米的回复》中对其做了进一步的解释和辩护。在中国学者段忠桥教授看来,伍德为其文本立论的三段论述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他对文本的解读都是错误的,而如果作为其理由的文本依据都不能成立,那他的那个命题自然也不能成立。面对商榷,伍德从正义与司法制度、正义与生产方式、剩余价值的辨析等角度进行了回应。这种交流与碰撞,使得政治哲学在全球视野中的现实问题解答层面都有所推进。

作者简介

姓名:李潇潇 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马克思主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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