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梁慧星

　　（2014年11月16日于浙大光华法学院）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今天晚上是一个特殊的议题：中国民法典的编纂。中国民法典的编纂，在2002年掀起过热潮，后来又慢慢冷却。最近，因为中共中央关于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公布，所以在北京，在各地，都在举行有关民法典的研讨会。我是第一次就这个话题发言，中央的决定公布后，第一次来谈这个话题。

　　中国民法典编纂的历史，在民法教科书上讲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从1954年开始第一次制定民法典，1962年第二次制定民法典，1979年是第三次制定民法典。通常说，三次编纂民法典。但是，请大家注意，第一次和第二次都没有叫“民法典”，而叫“民法”起草。第三次，虽然学者建议制定“民法典”，但是当时成立民法起草小组，仍然叫起草“民法”。第三次民法起草是1979年，是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1978年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改革开放，当时的提法是“发展社会正义（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我们学民法的都知道，民法这个法律部门，是与市场经济有密切的联系。

　　为什么第一次起草民法和第二次起草民法，都失败了呢？教科书上说，是因为政治运动，第一次起草民法，因为1956年开始的“整风反右”而中断，第二次起草民法，因为1964年开始的“四清”运动而中断。因为政治运动使民法起草工作中断，这是表面上的原因，深层次的原因、关键的原因是我国当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体制之下，不存在民法作为上层建筑，所赖以存在的经济社会条件。计划经济体制，是靠行政权力、行政手段（包括指令性计划和各种票证）来组织和安排产品的生产、流通、交换和消费，因此不需要民法，不需要民法典。所以说，当时国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是前两次起草民法失败的根本原因。

　　刚才讲到1979年第三次起草民法，原因是实行改革开放。虽然当时改革开放的方向尚未确定，直到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才正式确定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在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提出，要发展商品生产、商品交换，而所谓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就是市场经济吗？一段时间叫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是同义语。所以说，第三次编纂民法典有它社会经济意义上的根源，即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为什么1979年要起草民法典？因为在改革开放初期，改革开放的方向不明确，邓小平同志说过一句话，叫“摸着石头过河”。当时的主流观点认为，应当像苏联那样加强指令性计划，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只能靠经济法调整，建议按照苏联经济法学派的理论，制定一部经济法典或者经济法大纲。他们认为，民法属于资产阶级的法律，至多只能调整私人之间的关系，甚至有人主张废除民法，代之以公民权利法。在这个时候，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陶希晋同志，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建议不制定民法典。基本理由是，中国搞改革开放发展国民经济，要靠经济法，而不是民法。民法是旧法，是资产阶级的法律。

　　这封信关系国家重大立法，中央批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是1977年成立的，当时的院长是胡乔木同志。胡乔木院长把这封信批给法学研究所进行研究。法学研究所所长孙亚明教授，把研究任务交给民法经济法研究室。民法经济法研究室主任王家福先生，组织研究室全体研究人员对陶老的信提出的建议及其理由，进行了研究、讨论，最后一致认定这封信的建议是错误的，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须依靠民法，绝对不能没有民法典。在经过慎重考虑和认真研究之后，决定向中央写一个研究报告，提出相反的建议。这就是《关于制定民法典的研究报告》，这个研究报告交到社科院，经胡乔木院长上报中共中央，中央领导同志作了批示，于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立即启动民法典起草工作。1979年11月，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之下，由从各个大学抽调的民法老师和实际部门的专家组成，成立民法起草小组，杨秀峰同志任组长，陶希晋同志任副组长。